特派记者 黄君 应圆 许云峰

        今年全国两会，如何对治“事难办”顽疾，继续推动行政审批改革，再次成为关注焦点。由民盟中央提交的政协一号提案聚焦行政审批改革，提出全面取消各级政府面向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。宗庆后、南存辉等来自浙江的代表委员，也建议政府给民营企业“松绑”。

漫长等待挫伤企业积极性

       当中国医药行业的科学家们耗费心血研制出一款新药，立即送往国家药审中心审批时，从此也意味着，他们将陷入一场漫长的等待。

        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的资料显示，药审中心每年接受的申请达7000多件，平均等待时间达14个月，即使优先审评的创新药（1.1类）也得排队等待8个月以上。新药审批过程往往需要耗时2-5年，甚至8年左右。而造成中国新药审批这种尴尬处境的原因之一，是“药审中心的审评人员不够”。

       昨天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提出，近些年，国家一直在简政放权、提升行政审批效率。但目前在生物医药产业，审批流程缓慢的问题依然存在，导致企业申请“排队等候”现象严重，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不仅消耗了新药的专利时间，对于本就在创新爬坡路上的中国企业来说，无疑是在挫伤积极性。

        行政审批的弊端不只存在于生物医药行业，各行各业都面临一个老问题——“跑断腿办不下一个证，交了钱盖不了一个章”。

        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中央熊贵立点出行政审批不少问题：办理复杂、流程繁琐、前置要件过多，办理时限较长，“一个工程建设项目，从规划立项、批准建设到全面实施，有的需要经过几十个部门和单位，若干道审批环节，需要盖七八十个印章，用一两年时间”。

改革是给企业松绑 让他们可以放手大胆地干

        继去年两会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宗庆后今年再提关于行政审批制度的建议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说，审批制度改革是给企业松绑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企业松绑、放权，但是，企业还没有明显感觉到。

        他建议，针对企业的审批事项可先做清理，并公布哪些事项需要审批。按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原则，不在审批清单的，即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，企业可以放手大胆地干。

        宗庆后所说的思路，正是目前从中央到各地正在大举推进的改革方向。

        近年来，从中央开始取消、下放许多行政审批事项，把该放的放掉，把该管的事务管好。据统计，2013年以来，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。

        在各省的行政审批改革中，浙江走在全国前列。据《学习时报》去年底报道，2013年以来，浙江围绕打造“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最少、速度最快”的省份，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。截至2014年9月底，省市县全省公告执行的行政许可项目从2013年初的1617项减少到945项，削减41.6%，其中省级从706项减少到实际执行的322项，委托市县执行82项。省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已全部清理取消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，浙江省就开始调研谋划并在全省部署动员，于2014年在全国率先推出首张省级政府权力清单。此后又推出企业投资负面清单、政府责任清单、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，和便于市民办事、企业组织找政府办公的浙江政务服务网。

       至去年年底，县级以上政府都公布了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后，浙江自此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政府工作格局。

       去年底接受《学习时报》专访时，浙江省省长李强指出，只有把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权力运行的整体改革结合起来，审批制度改革才能不断深化，并真正起到撬动政府自身改革的作用。

过去是不给好处不办事 现在是不吃不要不办事

       此前有媒体报道，应对削权，有部门把“行政审批”调整为“行政确认”，取消一个做法后、换个名字继续存在的有很多，审批权事实上并没有减小。

       熊贵立指出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，出现动作迟缓、简政不彻底、放权不到位、明减暗不减、明减实合并、放大不放小、放虚权不放实权等现象。

全国政协常委、浙江省工商联主席、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，根据全国工商联调研显示，许多政策措施并未真正落实到位，简政放权仍不到位，目前国家部委仅关于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审批事项仍高达700多项。

       “放小不放大、放虚不放实、含金量不高的问题仍普遍存在。”南存辉说，在简政放权过程中，存在着有些项目部门之间、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相互掣肘，你放我不放、上放下不放；有些审批互为前置，部门之间互相推诿，使项目陷入死循环；有些法规、政策制定和修改也不及时。

       “因政策措施落实存在‘中梗阻’，被层层过滤，真正能落实到民营企业的已是少之又少。”南存辉说，某些处于执行层的工作人员懒政现象仍然严重，不作为、迟作为甚至乱作为，“过去是不给好处不办事，现在是不吃不要不办事”。

         他还提到，有的部门人员跟不上行业发展节奏，对新兴业态不知如何审批。有的跟不上权限下放的要求，基层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明显不足，有些县级部门人手只有1到2个，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和领域审批事项不懂如何办。所以，不少人反映“民营企业虽然路少跑了，但事更不好办了”。

不用担心“一放就乱” 关键是政府定好标准、加强监管

        怎么解决其中的矛盾？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认为，简政放权实质就是让市场的归市场，政府的归政府，地方的归地方，让一个社会的“权力”和 “  权利”各安其位。在把更大的空间让渡给市场的同时，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监管责任。

       “不用担心‘一放就乱’，关键是政府要把各类标准定好，还有加强监管，符合标准的企业就可以自己去干。”宗庆后举例，企业进开发区要做环评报告、环评审批、能源评估等，企业得出钱让第三方来做评估，给企业造成负担，还拖延投资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 宗庆后说，政府部门可出台环境排放、能源消耗的标准细则，企业到政府相关部门备案并按标准执行，方便政府的管理、社会舆论的监督。政府将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，对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予以查处甚至查封，企业出了问题，负责监管的政府人员也要问责到位。

南存辉建议，尽可能多取消审批的核准，加快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步伐，杜绝违规转入内部审批，最大限度给民营企业“松绑”。此外，要努力防止和避免“上动下不动，想动也难动；下动上不动，越动越被动”的现象，并通过培训，提高行政审批下放后市、县级政府的承接能力。

        全国人大代表、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也谈到，应完善责任追究和倒追制度，对滥用权力的行政行为，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此外应发挥人民法院的裁判作用，对政府的失信行为进行纠正，通过司法建议、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等方式，促进法治政府建设。

        由民盟中央提交的政协一号提案提出，应运用电子监察、视频监控、服务对象评价、民意调查等多种手段，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审批权力监督管理体系，此外，探索开展第三方机构评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。